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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事情,搁得久了,反而记得更清。美好的事物,总是会在脑海里沉淀,比如我的那些童年往事。都说童年是金色的,那时我还小,对什么都是懵懵懂懂的,只记得天很蓝云很白。于是,就在那蹦蹦跳跳中,在那打打闹闹中,近二十年的光阴,悄悄地走过。我由一个无忧无虑的总角孩童成长为一个为了事业为了爱情而打拼的年近而立之人。“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着游戏的童年。”一首《童年》,大家耳熟能详。90年代出生的孩子一听到“游戏”,往往会联想到“反恐精英”“魔兽争霸”“传奇”等五花八门的电子游戏。他们往往孤身一人,置身于虚拟的世界,进行着单调重复的“人机交流”,表情冷漠,一如钢筋水泥筑就的如樊笼一般的住宅大楼。
80年代,那时的我们还大都住在老宅,左邻右舍彼此稔熟,因此有好多小伙伴;那时学校的课业还比较轻松,我们没有做不完的作业考不完的考试,只有一份期盼下课放学做游戏的悠闲。
80年代的童年,游戏的童年,快乐的童年。
躲猫猫
苏州人叫“躲猫猫”,其实就是捉迷藏,游戏的规则大同小异,都是多人藏一人找。我知道这个游戏在现在很多的地方还是有很多孩子爱玩的,但是可惜的是他们往往无处藏身。
我小的时候,经常住在外婆家。那里是一个大院,里面住着好几户人家,所以无须出院门,就有好多藏身之处。
吃过中饭,我们约齐了四五个人,便可以玩“躲猫猫”了。先要用“乒铃乓啷起”(手心手背)和“猜咚猜”(石头剪刀布)的方法决出谁做“老狼”,然后让“老狼”脸朝墙壁,背朝大家。为了防止他偷看,我们往往会一边找地方躲,一边问:“老狼,老狼,几点钟?”老狼回答:“一点钟。”然后继续问继续答,好像是应该喊到十二点钟的时候“老狼”才可以去捉人,但一般喊到七八点钟的时候,我们都躲好了,不吭声了。那时候,“老狼”便自顾自地开始找人。
由于游戏玩得多了,很多藏身之处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所以我们必须不断地寻找新的地方,所以到最后那些又脏又乱堆放陈年杂物的地方也被我们光顾了,弄得满身灰尘。但那时生气的是父母,快乐的是我们。
有时大人们或是怕弄脏小孩的衣服或是嫌小孩跑来跑去烦,就不允许我们玩“躲猫猫”,那时我们就会找一空地玩“摸瞎子”。就是把一个人的眼睛用布蒙上,然后让他去摸其他人,摸到谁,谁就换成“瞎子”。
其他人是看得见的,他们会不断地去逗那个“瞎子”,这边叫一声,那边碰一下,而“瞎子”则左右乱转,双手挥舞,又热闹又有趣。
无论是“躲猫猫”还是“摸瞎子”我们都可以从太阳高照一直玩到日落西山。
拍洋画
那时候的男孩子似乎都有收集洋画的嗜好。现在的孩子可能都没见过所谓的洋画了,那是用一张硬纸板印刷而成的。正面是“变形金刚”“封神榜”等人物的肖像,背面则是对该人物的文字说明。很多词,我其实都是从那上面学会的,印象最深的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因为那时我常常会把“攻无不克”念成“改无不克”。
洋画大都是16开一大张,里面一般印成二十五小张(可自行剪下),两毛或两毛五分钱一张。当然也有更大的,那一般要四毛钱或五毛钱一张。在那个一个月零花钱才几块钱的年代,一大叠的洋画可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啊。所以男孩子往往喜欢用拍洋画的方式来赌输赢。
通常是两个男孩子各拿出一张洋画来,每人拍一下,把正的拍反了,或把反的拍正了,都算赢,那张洋画便归他所有。
拍洋画需要场地,有些对卫生不是很讲究的男孩就在学校的地上玩了起来。我通常是在自己家或同学家玩这个游戏的,有时在桌子上有时在地板上。玩得多了,也就掌握一些窍门了。如果事先把自己的洋画折一下,会比较容易拍过来。另外,拍的时候不能太轻也不能过分用力,总之要恰到好处,而且拍的地方也很有讲究,一般是要拍洋画的边,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
另一种玩洋画的方法叫“飘洋画”。就是把自己的洋画先放在墙上,然后松开手,任其自由飘落到地上。然后双方比谁的洋画飘的远,远的一方则可以用自己的洋画去压对方的洋画,如果压到了,就赢了,对方的洋画归自己;如果没压到,则换成对方来压,直到有人压到。飘洋画的关键是要找到那种纸质特别适合飘的洋画,如果找准了,那往往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由于玩洋画常常是在地上进行的,不是很卫生,母亲对此比较反对,所以我玩得也不是很精通。而对于这种不卫生的游戏,女孩子是不屑一顾的,她们宁肯花钱去买五毛钱一张的明星贴纸,夹在本子里,仔细欣赏。
掷沙包
上小学的时候,只要下课铃一响,我们便会像脱了缰绳的小马驹一样,飞奔出教室,列好阵营,为的就是玩“掷沙包”。那时玩的沙包都是家长亲手用布缝制而成,里面填充的则大都是白米也有少数用的是黄沙。
这个游戏需要两个投手,两边各一个,中间则是一大拨人。投手会使劲地把沙包砸向中间的人。如果谁不幸被砸中,就得下场,而如果他身手敏捷,能将砸来的沙包抓住,就算得到一个“宝”,那么他不仅不需要下场,还可以得到一次“豁免”的机会,他可以留给自己用,也可以将那机会送给那些已经下场的同学,让他们重新上场。
这个游戏参与性很强,所以在当时十分流行。也许是天性善良,我几乎很少去充当那像杀手一样的“投手”。而面对投来的沙包,我常常不是去躲避,而是十分勇敢地尝试去抓,但是往往“凶多吉少”。下场后,我就只能巴望着我的好朋友能拿到“宝”来“营救”我。
这个游戏唯一的不足就是万一没 有些事情,搁得久了,反而记得更清。美好的事物,总是会在脑海里沉淀,比如我的那些童年往事。都说童年是金色的,那时我还小,对什么都是懵懵懂懂的,只记得天很蓝云很白。于是,就在那蹦蹦跳跳中,在那打打闹闹中,近二十年的光阴,悄悄地走过。我由一个无忧无虑的总角孩童成长为一个为了事业为了爱情而打拼的年近而立之人。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我是幸福的。我无限庆幸我的童年在80年代,一个再也回不去的有着许多特殊经历的年代。
“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着游戏的童年。”一首《童年》,大家耳熟能详。90年代出生的孩子一听到“游戏”,往往会联想到“反恐精英”“魔兽争霸”“传奇”等五花八门的电子游戏。他们往往孤身一人,置身于虚拟的世界,进行着单调重复的“人机交流”,表情冷漠,一如钢筋水泥筑就的如樊笼一般的住宅大楼。
80年代,那时的我们还大都住在老宅,左邻右舍彼此稔熟,因此有好多小伙伴;那时学校的课业还比较轻松,我们没有做不完的作业考不完的考试,只有一份期盼下课放学做游戏的悠闲。
80年代的童年,游戏的童年,快乐的童年。
躲猫猫
苏州人叫“躲猫猫”,其实就是捉迷藏,游戏的规则大同小异,都是多人藏一人找。我知道这个游戏在现在很多的地方还是有很多孩子爱玩的,但是可惜的是他们往往无处藏身。
我小的时候,经常住在外婆家。那里是一个大院,里面住着好几户人家,所以无须出院门,就有好多藏身之处。
吃过中饭,我们约齐了四五个人,便可以玩“躲猫猫”了。先要用“乒铃乓啷起”(手心手背)和“猜咚猜”(石头剪刀布)的方法决出谁做“老狼”,然后让“老狼”脸朝墙壁,背朝大家。为了防止他偷看,我们往往会一边找地方躲,一边问:“老狼,老狼,几点钟?”老狼回答:“一点钟。”然后继续问继续答,好像是应该喊到十二点钟的时候“老狼”才可以去捉人,但一般喊到七八点钟的时候,我们都躲好了,不吭声了。那时候,“老狼”便自顾自地开始找人。
那时我是个“躲猫猫”的高手,我知道最危险的地方往往是最安全的地方,所以好几次我都躲在“老狼”趴着的那块墙隔壁的一间空屋里。“老狼”往往会先深入大院里面,找到其他的人。等他们一一被找到,回到原地的时候,他们会惊奇地发现我早就等在那里了。后来那个地方被别人发现了,我就躲柴房里,躲楼梯上,躲窗帘后面,甚至还打游击战,在人家的前后门窜来窜去。由于我躲的地方实在不容易被发现,所以很多时候他们已经开始新的一轮游戏,我还站在原地,无聊地等待。
由于游戏玩得多了,很多藏身之处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所以我们必须不断地寻找新的地方,所以到最后那些又脏又乱堆放陈年杂物的地方也被我们光顾了,弄得满身灰尘。但那时生气的是父母,快乐的是我们。
有时大人们或是怕弄脏小孩的衣服或是嫌小孩跑来跑去烦,就不允许我们玩“躲猫猫”,那时我们就会找一空地玩“摸瞎子”。就是把一个人的眼睛用布蒙上,然后让他去摸其他人,摸到谁,谁就换成“瞎子”。
其他人是看得见的,他们会不断地去逗那个“瞎子”,这边叫一声,那边碰一下,而“瞎子”则左右乱转,双手挥舞,又热闹又有趣。
无论是“躲猫猫”还是“摸瞎子”我们都可以从太阳高照一直玩到日落西山。
拍洋画
那时候的男孩子似乎都有收集洋画的嗜好。现在的孩子可能都没见过所谓的洋画了,那是用一张硬纸板印刷而成的。正面是“变形金刚”“封神榜”等人物的肖像,背面则是对该人物的文字说明。很多词,我其实都是从那上面学会的,印象最深的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因为那时我常常会把“攻无不克”念成“改无不克”。
洋画大都是16开一大张,里面一般印成二十五小张(可自行剪下),两毛或两毛五分钱一张。当然也有更大的,那一般要四毛钱或五毛钱一张。在那个一个月零花钱才几块钱的年代,一大叠的洋画可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啊。所以男孩子往往喜欢用拍洋画的方式来赌输赢。
通常是两个男孩子各拿出一张洋画来,每人拍一下,把正的拍反了,或把反的拍正了,都算赢,那张洋画便归他所有。
拍洋画需要场地,有些对卫生不是很讲究的男孩就在学校的地上玩了起来。我通常是在自己家或同学家玩这个游戏的,有时在桌子上有时在地板上。玩得多了,也就掌握一些窍门了。如果事先把自己的洋画折一下,会比较容易拍过来。另外,拍的时候不能太轻也不能过分用力,总之要恰到好处,而且拍的地方也很有讲究,一般是要拍洋画的边,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
另一种玩洋画的方法叫“飘洋画”。就是把自己的洋画先放在墙上,然后松开手,任其自由飘落到地上。然后双方比谁的洋画飘的远,远的一方则可以用自己的洋画去压对方的洋画,如果压到了,就赢了,对方的洋画归自己;如果没压到,则换成对方来压,直到有人压到。飘洋画的关键是要找到那种纸质特别适合飘的洋画,如果找准了,那往往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由于玩洋画常常是在地上进行的,不是很卫生,母亲对此比较反对,所以我玩得也不是很精通。而对于这种不卫生的游戏,女孩子是不屑一顾的,她们宁肯花钱去买五毛钱一张的明星贴纸,夹在本子里,仔细欣赏。
掷沙包
上小学的时候,只要下课铃一响,我们便会像脱了缰绳的小马驹一样,飞奔出教室,列好阵营,为的就是玩“掷沙包”。那时玩的沙包都是家长亲手用布缝制而成,里面填充的则大都是白米也有少数用的是黄沙。
这个游戏需要两个投手,两边各一个,中间则是一大拨人。投手会使劲地把沙包砸向中间的人。如果谁不幸被砸中,就得下场,而如果他身手敏捷,能将砸来的沙包抓住,就算得到一个“宝”,那么他不仅不需要下场,还可以得到一次“豁免”的机会,他可以留给自己用,也可以将那机会送给那些已经下场的同学,让他们重新上场。
这个游戏参与性很强,所以在当时十分流行。也许是天性善良,我几乎很少去充当那像杀手一样的“投手”。而面对投来的沙包,我常常不是去躲避,而是十分勇敢地尝试去抓,但是往往“凶多吉少”。下场后,我就只能巴望着我的好朋友能拿到“宝”来“营救”我。
这个游戏唯一的不足就是万一没人来“救”你,你就只能常时间地当看客。有一次,我很早就被砸了下场,直到上课铃响,也没有人来“救”我。
有时,像我一样的看客多了,我们便自己玩起“蹦沙包”的游戏。事先在地上弄一个界限,然后双方互相用脚夹着沙包把沙包蹦出去,如果沙包没过中间的那道界限,就算输。如果技巧好,而且沙包又结实,有人能把沙包蹦出四五米远,一旦遇到那样的高手,我就只能望尘莫及了,那时我只能把沙包蹦出两三米远。
捉昆虫
我小的时候,玩具少的可怜。变形金刚,遥控汽车,仿真手枪……那些对我而言,都是奢侈品,于是我就只能和小伙伴一起动手捉“活玩具”——昆虫。
那时新村还没有改造,门前的小河畔到处都是杂草,新村周围甚至还有大片田野,所以一到夏天,小草大树上到处都是我们可爱的“玩具”,当然,那得付出被蚊虫叮咬的代价。
在草堆里,我们通常是捉蚱蜢和蝗虫,它们虽然弹跳了得,而且还会飞,但一般是很难逃脱于我们这些捉虫老手的手掌心的。看到有虫在草上,我们便条件反射般地一只手半握,然后看准了,迅疾地扣上去,压在地上,然后再慢慢地握住,最后再把虫装进事先准备好的塑料袋或玻璃瓶。有时,在草堆里也会遇到螳螂,但我们知道它是益虫,所以一般是敬而远之的。
而在河边的杨柳上,我们则捕捉金龟子和天牛。由于它们往往躲在高处,我们有时不得不爬树上去捉。像我,爬树并不在行,就只能智取——用一根树枝把它们引下来。
夏日炎炎,但那时的我们毫不介意,往往一个下午都在河边汗流浃背地捉虫。日落的时候,我们便满载收获凯旋了。
回家后,我会把蚱蜢和蝗虫养在玻璃瓶里,看它们在那里徒劳地蹦跳;把天牛养在硬纸盒里,看它将纸盒一点点地咬掉,然后再重新加固;用一根细线把金龟子拴住,然后把它放在西瓜皮上,仔细欣赏它咀嚼的样子。
我给那些害虫判的是“无期徒刑”,而我的那些小伙伴则给它们直接宣判“死刑”。他们会或用火烧或用水淹或用土埋,将它们处死,甚至还将它们大卸八块。后来我知道这些情况后,就再也不与他们一起捉昆虫了。
父亲对我说白露之后的蟋蟀比较厉害,所以我一般是在那时候开始去捉蟋蟀的。虽然我也曾派遣我的蟋蟀与别人的争斗过,但是我养它们的重要目的其实是听它们美妙的歌唱。伴着虫声而眠,是件很诗意的事情。
我非常爱我的那些蟋蟀,我给它们都起了名字,它们死后我把它们埋在了花盆里,还插了根火柴棍当墓碑。
现在,我的那些蟋蟀罐子还在,只是已经有好多年闲置了;那些火柴棍也都倒在泥土里,腐烂了;而伴我入梦的虫声也只能去童年的梦里找寻了。
回忆是美丽的。我觉得我的童年比现在的孩子幸福多了,那并不是物质上的,而是精神上的。我们的童年是要比他们更充满纯真的欢笑和自然的趣味。
当如今的孩子们听说上树掏鸟窝,下河摸小鱼,春天放风筝,夏天去游泳,秋天斗蟋蟀,冬天打雪仗,在田野奔跑,骑竹马打仗,跳皮筋、丢手绢、滚铁圈、打弹子、跳方格的童年趣事时,他们的脸上只会露出迷茫而神往的表情。
田野变成高楼了,杂草变成水泥路了,老树被砍了,旧宅被拆了,小伙伴也都各自成家了,时间在流逝,环境在改变。
不变的只有心中的那段童年记忆,往事并不如烟。那些童年的众多游戏成了我一生中一道永不褪色的风景线,永远亮丽夺目。很多的时候那些童年趣事便是心上的一根琴弦,把现在与过去连在了一起,在都市压抑的天空下和疲惫匆忙的人流中,无意拨动,便能拨出许多清新和恬静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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